组织史编纂经验交流材料,组织史编纂经验交流材料怎么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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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史书编撰有什么意义?
代继华在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12期撰文指出,史书是新时期史学变革诸内容的载体,尤其是大型史书的编撰,史体必须创新。以白寿彝等为代表的史学家在深厚学养基础上,自觉整合多种史书体裁的长处,创造了“新综合体”、“新编年体”与“新纪事本末体”,走出了中国史书编纂的一条新路,显示出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生机,表现出历史编纂学的积极意义:一是史体的创新既来源于固有的史体形式,又跳出和高于固有的史体形式。二是增强了史书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综合表述历史的手段和能力,促进了历史现象之间的直接间接联系。三是改变了传统史体和章节体形式单一的局限,为时人和后人编写通史、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史书提供了可供参考、借鉴和选择的更多史体样式。四是照顾了各方面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,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更多新途径。五是开创了讲综合、重联系的多体裁配合的史体新局面。
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传统肇始于周朝,此时开始设立固定的史官,其目的是随时记录君王言行、军国大政,传诸后世,作为后人分析前代得失、完善自身施政,避免犯下前人错误的重要档案。
而到了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,通常是“国亡才修史”,也就是说新建立的朝代组织人员编纂已经灭亡的前朝的历史。
这时除了上面提到的目的外,新修史书还具有证明王朝正统所在的作用。
习凿齿时代邓县早已经划给襄阳郡,其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”说法错误,是否为后人捏造?
陈寿《三国志.吴书.孙破虏讨逆传》:“初平三年,术使坚征荆州,击刘表。表遣黄祖逆于樊、邓之间。坚击破之,追渡汉水,遂围襄阳,单马行岘山,为祖军士所射杀。”——孙坚先击破黄袓于“樊、邓之间”,后“追渡汉水,遂围襄阳”,可见不管邓县是否划归襄阳郡,其辖区都在汉水以北,与“襄阳城西二十里”的“号曰隆中”毫无瓜葛。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把自己“号曰”的隆中放在“南阳之邓县”和”襄阳城西二十里”这两处在地理属性上互不兼容的地方,让隆中一下子变成了超级魔幻的空中楼阁,也因此使得这个“隆中”真实性严重存疑。
个人推猜《汉晋春秋》出现这样的说法有三种可能:
1、作者没有参透一百多年前的汉末行政区划,错把晋代邓城当邓县,稀里糊涂说了错话;
2、《汉晋春秋》原作早期散佚,后世订补者夹带私货纂改习凿齿原话,拿隆中碰瓷“躬耕于南阳”;
3、为了就近拜谒曾“躬耕于南阳”的偶像,习老先生有意混淆视听,把襄阳隆中“划”给了原本“居汉之阳”的南阳郡。
真像是这样的!诸葛亮准备行李准备出征,一时间心情大好,多喝了几杯,醉意朦胧中想写点什么,于是拿起笔来开始写出师表。人们都说提笔忘字,又加上多了几杯,死活想不起来襄怎么写了,算了算了,反正离南阳不远,写南阳吧!事后后悔了,于是托梦给孙子人,无论如何都要改成襄阳!于是,子子孙孙孙孙子子都在努力这件事情。从襄樊改名襄阳,到改教科书襄阳,然后改草庐对为隆中对,现在就差一步改出师表这个躬耕于襄阳了。大计快完成了,诸葛亮深感欣慰,道一声,孙子,辛苦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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